章節字數：2501 更新時間：10-10-27 16:07
憂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亂撲倒，是近年來知識精英們或隱或現的一種焦慮。因為，在近代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話來說，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顧起來，是觀感相當不錯的一場改革，的確曾經被革命撲倒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國全國的民變事件，差不多有1萬起。
從某種意義上講，清朝當年，總體上國家的經濟形勢不壞，清政府辛亥年的財政收入達到兩億四千多萬兩白銀的曆史最高點，而新政開始之前，每年不過六七千萬兩。這麼大的國家，一年不過1萬餘起民變，實際上說明當時的社會相當穩定，民眾對朝廷的新政，並沒有像我們過去的教科書中講得那樣，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發生，也一直在推行，並沒有中途停滯。事實上，清朝的崩潰，是發生在這個王朝變革的“好時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爛之時。從這個角度講，盡管當下中國國力強盛，但危機並非不可能發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權力收回到滿族權貴手裏，尤其是到皇族手裏，具體表現是驅逐袁世凱和組織皇族內閣。將袁世凱趕回老家，一般說是攝政王載灃為了給他的哥哥光緒皇帝報仇，顯然這種解釋過於膚淺，以載灃為首的滿族少年權貴，主要是為了褫奪袁世凱的權力，尤其是要將當時作為中央軍的北洋六鎮掌握到自己手裏。組織責任內閣，原本是立憲的準備，但12個內閣成員中，有9個是滿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無論誰來解讀，都是一種赤裸裸的收權之舉，實質上是犯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大忌——權力的世襲。事實上，自秦漢以來，尤其是實行科舉製度以來，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談，也是傳統。官員的世襲就成為一種政治忌諱，犯了這種忌諱，等於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對於社會的穩定，有非常大的害處。另一個錯誤，是把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到中央政府來，具體表現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礦權。收回各省修建鐵路的權力，在技術層麵也許有道理，但從當時國家權力結構而言，卻跟收權到滿族親貴一樣，屬於一種“倒行逆施”。
自所謂“同治中興”、湘淮軍興起以來，清朝內重外輕的政治格局已經改變，經過漫長的洋務運動，到了清廷新政時期，地方勢力的壯大，已經從督撫專權發展到了督撫與地方鄉紳主導的自治運動合流的地步，到了這個地步，不僅滿人的權勢早就萎縮到了非靠漢族名臣和紳士才能勉強維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勢力的壯大，根本就是無法逆轉的。新政時期如火如荼的立憲運動，整個國家官、紳、商、民空前一致，對於作為主導者的漢族紳商而言，立憲，無非就是進一步分享權力，將原本作為諮議的諮議局和資政院，進一步升格為正式的立法機構，從而名正言順地掌控整個國家的命運。
顯然，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滿族少年親貴，少不更事，用魯莽的收權之舉，開罪了所有最不該開罪的人，才導致了清朝的潰敗。不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多麼有力量，而是滿族親貴犯了大錯，沒有人肯幫他們了。清朝的變革，如果從洋務運動開始算的話，到1911年已經曆經40多年的曆史，中間清政府已經犯過兩個重大的錯誤——中止百日維新和提倡義和團，犯了這樣兩個重大錯誤之後，不僅要對外付出巨額的賠款，國家主權被嚴重侵蝕，而且使得自己當政的空間變得非常小，沒有再犯錯的餘地。
在當初，即使戊戌維新失敗，但是新政期間，社會的上層，依然保持著改革的激情，在進化論的信仰下麵，人們對於製度變革所能帶來的好處，充滿期待。立憲運動的中堅力量，紳和商，一個要求分享權力，一個要求破除舊製度對於工商業發展的阻障，熱情高，幹勁大，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訴求，而且付諸實際的行動。
但是，在1992年開始的第二輪改革中，現在的中國人卻滑入了物質主義的快車道，民營業者在甩掉了束縛之後，發揮出巨大的反彈性的能量，使得中國經濟在停滯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有了異乎尋常的高速度發展，實質上是中國人壓抑幾十年之後的能量超常釋放。在某些時段，體製內官員和民營業者的物質主義追求，在發展這個概念上，找到了驚人的契合點，一時間，似乎所有的製度障礙，都可以通過非正常途徑加以繞開，這就是為什麼體製內貪腐橫行，而眾多民營企業家缺乏製度變革動力的根源。甚至在官方有意慫恿製造所謂“原罪”話題，把禍水引向他們的時候，居然毫無抵抗。而所謂體製內的運作，則難免有官商勾結的外界觀感。因此，在民眾中聲譽相當不佳。跟他們近代出現的企業家前輩，根本無法相比。但是，物質主義的快速發展，有經濟理性，卻沒有理想，整個社會在物質和肉欲橫流中，很快墮落，也很快陷入疲態。整個社會沒有理想，缺乏思想，沒有靈魂，更失去了方向。
這一點，在第二輪改革中的知識分子的走向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吸取了那一場眾所周知的風波的教訓之後，在官方有意識的倡導和收買下，體製內知識分子逐步在專業化的旗幟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場，追求具體的學術和市場價值。雖然說，在專業方麵的確有很大的進步，中國某些領域的學者，學問開始做得比較像模像樣了，但是卻整體性地喪失了針砭社會批評政府的道義擔當，在民生問題日益突出的當下，集體噤聲。特別是一些走市場化的學者，走得過於遠了，甚至不惜直接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極大地敗壞了知識分子的聲譽，使得知識分子喪失了起碼的信譽，導致他們跟民眾脫節。如果說，當年的士紳還可以引領民眾的話，那麼現在居主流的體製內知識分子，卻聲名狼藉，變成了民眾嘲弄惡搞的對象。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體製內沒有真正的左派，也沒有真正的右派，多數人無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為自己謀取利益。知識化的官僚群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的確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輪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卻消失了，演變成另外兩派，一是逐利派，一是聽話派，前者為了“發展”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後者最大的目標，就是千萬別在我的任上出事，兩者的內心想法，都是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
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在官民關係如此緊張，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情況下，統治還能夠維持大體上的穩定的原因。從曆史上看，無論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識界的參與，基本上都難以成氣候。貌似有力量的中產階層，缺乏政治訴求，在他們看來，現有體製尚有空間。像清末新政那樣，官、紳、商一致的憲政追求，不複存在，各個階層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為民間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跟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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