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清揚

心情物語  身世酒杯中，長歌複長恨——試論辛棄疾的飲酒詞

章節字數：6309  更新時間：10-12-13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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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好酒，自古皆然，詩酒風流堪稱古代文士最引人陶醉的創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這一傳統體現在辛棄疾身上則為詞酒風流。據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統計，辛詞共有629首，其中飲酒詞凡347首，辛棄疾對酒的偏愛由此可窺一斑。稼軒一生，酒緣甚厚，“總把平生入醉鄉，大都三萬六千場”（《浣溪紗》），可謂是“身世酒杯中”（《浪淘沙》）。他用飽蘸感情和美酒的詩筆寫下的347首飲酒詞記下了一個悲劇英雄的心史，而這些詞內蘊的文化精神和強烈的悲劇意味，則使他成為了眾多中國知識分子悲劇人生的又一個典型。

    一、“酒兵昨夜壓愁城”：有懷投筆、無路請纓的英雄之悲

    辛棄疾其人，“霸才青兕兵家子，讀破書千紙”（柳亞子《虞美人•題稼軒詞序》），不唯有萬馬軍中擒拿叛賊張安國的孤膽壯舉，更諳曉軍事，有《美芹十論》、《九議》、《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論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等係統的軍事論著。這樣一位極長於兵家韜略與作戰能力的大將之材，本應按其夙願放之於抗金北伐的戰場，使之大展宏圖，決勝於千裏之外，卻不料他“壯歲旌旗擁萬夫”（《鷓鴣天》）之後是奉表南歸和長期沉淪下僚。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而他常常談論恢複，積極為抗戰作準備（如訓練軍隊），這便為投降派所不容；同時，他又打擊豪強，淘汰官吏，更引起許多官員的嫉恨；於是各種刁難排斥紛至遝來，“雕弓掛壁無用”，“長劍鋏，欲生苔”（《水調歌頭》），有懷投筆，無路請纓，，甚至兩度（1182－1192，1194－1202）在鄉間閑居長達二十餘年。

    “大及王朝的國步方蹇，小則個人的命途多舛，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沉的憂患意識和人生價值的巨大失落感”[1][P41]，在現實的壓迫下，化作滿腔的愁緒和痛楚，隻好“長年耽酒更吟詩”（《添字浣溪紗》），在酒的世界裏忘卻憂患，換取瞬息的歡娛，“問何可以平哀樂，唯是酒，萬金藥”（《賀新郎》）。於是，“一飲動連宵，一醉長千日”（《卜算子》），“興亡滿目”的家國之悲、“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無人會、登臨意”的孤獨之感，“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的春怨，“問新來、蕭蕭木落，頗堪秋否”的秋悲，“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的誌不得申的憤懣，都在這種醉態的情緒體驗中盡情地向外發散。“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破陣子》），可謂他一生的追求，然而，正如其《賀新郎》所說的“天下事，可無酒？”清醒時，滿目蕭瑟，慘淡的時代旋律，儒家“事功”思想的影響，投降派的打壓，隻能使詞人“可憐白發生”（《破陣子》），所謂“白發寧有種，一一醒時栽”（《水調歌頭》），而隻有在巔狂的醉酒狀態下，詞人的那種“氣吞萬裏如虎”（《永遇樂》）的氣概，那種強勁的生命意識，才被喚起。這是一種酒的沉醉，也是夢的沉醉，它可以彌補現實的缺失。酒激發了他英雄的豪氣，以至於醺醺大醉後，他別無所念，幻想出的隻是“千丈擎天手，萬丈懸河口，黃金腰下印，大如鬥，更千騎弓刀，揮霍遮前後”（《一枝花•醉中戲作》）這樣一個統軍大帥的自我形象；更有甚者，喝酒也可變成借“酒兵”以攻“愁城”。《江神子•和人韻》雲：“酒兵昨夜壓愁城，太狂生，總關情。”《滿江紅•和傅岩叟香月韻》雲：“快酒兵長俊，詩壇高築。”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浴血沙場的夙願隻好付於巔狂的醉態情緒體驗，這一投閑的老將隻能在酒的世界裏進行一場特殊的廝殺：驅遣著“酒兵”以猛攻自己心中因現實的折磨而堆起的“愁城”。酒是兵，酒杯也自然變成了他軍帳裏的馬弁。《沁園春》之“杯汝前來”、“杯汝知乎”二闋，將酒杯呼而來，麾而去，訓而教導，鬧了個不亦樂乎，以浪漫主義手法寫與酒杯的對話，恢諧幽默地表達了自己的難言之隱，句句暗寓著內心的痛苦和對黑暗勢力的譴責。由此可見，即使沒有酒醒，即使仍在醉中，他也難以忘懷滿腔壯誌，依然還要“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破陣子》），還要看見“雕弓掛壁無用，照影落輕杯”（《水調歌頭》），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本來是個英雄，說“身後虛名，何似身前一杯酒”（《洞仙歌》），不過是激憤之詞而已。

    所以，“萬事一杯酒，長歎複長歌”（《水調歌頭》），酒並不能真正使英雄平靜；“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浪淘沙》），身世之感揮之不去，拂之還來。說到底，是“恨煞宋廷狐鼠賊，強教虎將充詞客”（劉揚忠《鵲踏枝》），以殺敵之虎將而屈為揮毫之詞客，正是稼軒心中最大的牢騷情結，縱千萬酒兵，亦難以消除，終歸禁不住“宿酒醒來，算隻有清愁而已”（《滿江紅》），傷心依舊，無奈依舊。

    由此可以看出，辛棄疾的醉酒，是一種英雄的醉酒，圍繞著酒和醉的，是“上馬能殺敵，下馬能草檄”的才能，是“氣吞萬裏如虎”的豪邁，是“莫說弓刀事業，依然詩酒功名”的無奈。然而，“舉杯消愁愁更愁”，惟其如此，其英雄之悲，千載之下，猶令讀者扼腕長歎。

    二、“卻尋詩酒功名”：始終糾結著救世情結的詩人之悲

    辛棄疾是英雄，也是詩人，“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慨，於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2][P4]，緊承蘇軾之豪放，當得了“大詞家”。隻是，他作為詩人的藝術天才往往隱沒在“英雄”二字的陰影之下，正如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所說：“斯人北來，喑嗚鷙悍，欲何為者？而說擯銷淚，白發橫生，亦如劉越石。陷絕失望，花時中酒，托之陶寫，淋漓慷慨，此意何可複道？而或者以流連光景，誌業之終恨之，豈可向癡人說夢哉？”南宋當局偏安誤國，甘向金人稱臣，置百姓於水火之中而不顧，朝野內外，文恬武嬉，剛心勇氣銷磨殆盡。這些外在的原因，使辛棄疾無法做英雄，而他內心固有的救世意識又使他無法安心做詩人，唯寄之於酒。同時，如果沒有酒的澆灌，他也很難擺脫英雄的救世情結而進行個人化的藝術創造，所以詩與酒在辛詞中常常是聯係在一起的，不僅“長年耽酒更吟詩”（《添字浣溪紗》），而且“醉時拈筆越精神”（《鷓鴣天》），“對酒歌翻水調，醉墨卷秋瀾”（《水調歌頭》）。

    當作為英雄的人生價值無法實現時，作為詩人的藝術創造的確給了他很大的補償性快慰，“綠野先生閑袖手，卻尋詩酒功名”（《臨江仙》），這句以唐代宰相裴度自況的詞很能說明他的這種心境。所以，他才會樂此不疲，“正要千鍾角酒，五字裁詩”（《婆羅門飲》），甚至於依賴這種生活，連生病也不顧，“病中留客飲，醉裏和人詩”（《臨江仙》），把詩酒當作全部的人生來過。

    但是，“當作”畢竟僅僅是“當作”，“水雲鄉，可堪醉墨幾淋浪”（《鷓鴣天》）不可能占據辛棄疾的全部心靈。“但覺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風月，此外百無功”（《水調歌頭》），在儒家思想浸潤下的辛棄疾，無論如何不可能真正把詩酒人生作為價值取向；“從今賞心樂事，剩安排、酒令詩籌”（《聲聲慢》），一個“剩”字，道出了深藏心底的壯誌難酬的悲哀與無奈。詩人逸趣，在酒的作用下，從知識精英的傳統價值取向和人生憂患中解脫出來，但也隻是暫時的。短暫的超脫之後，是深沉的後悔，“細數從前，不應詩酒皆非”（《新荷葉》）；是更深的傷痛，“說劍論詩餘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水調歌頭》）。他自言“醉裏且貪歡笑，要愁哪得工夫”（《西江月》），而那隱藏在笑聲中的閑居帶來的極度憂愁的哭泣，更令人心驚，催人淚下。

    “在稼軒集中，固然不乏以酒壯懷，以酒敘悲之作，但更多的是借酒達成對悲情與壯懷的逃避。”[1][P38]誠然，詞不過是辛棄疾的一個精神避難所，而不是靈魂的最終歸宿，他內心的憂世傷生和匡濟之誌總能找到一個縫隙湧將出來，使他無法安心隻做一個詩人，想要麻醉卻無法麻醉，想要逃避卻無法逃避。這樣一來，酒，便淪落到一個更加尷尬的境地：縱酒頹廢。於是有“拚卻日高呼不起，燈半滅，酒微醺”（《江城子》），於是有“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西江月》），而這頹廢更加劇了辛棄疾的詩人之悲。

    三、“酒興詩情不相似”：英雄之悲與詩人之悲交錯沉浮的人生之悲

    “少年橫槊，氣憑陵，酒聖詩豪餘事”（《念奴嬌》），可見辛棄疾早年抗金時，餘事飲酒賦詩，而至閑置時，“酒聖詩豪”就成了他的“主事”了。如《沁園春》“酒聖詩豪，可能無勢，我乃而今駕馭卿”之句，《水調歌頭》亦雲：“有時三盞兩盞，淡酒醉鴻蒙，……老境何所似，隻與少年同。”這“酒聖詩豪”可謂他一生詩酒風流生活的定評。

    23歲南歸後的13年內，他年少氣盛，對事業充滿了信心，大膽呈獻《美芹十論》和《九議》，力主抗金複國。這一時期飲酒也多樂觀、歡愉之詞，如“酒如春好，春色年年依舊，青春元不老，君知否”（《感皇恩》），豪情滿懷，朝氣蓬勃。且往往借酒許人報國，在道別、祝壽的筵席上對誌同道合的朋友殷殷鼓勵和祝願，如祝赴介庵“要攬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調歌頭》），要史正誌“袖裏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滿江紅》）。

    接下來，就是他兩度被廢棄，先後達20年之久。盛壯有為的歲月，卻落到《水調歌頭》所謂“未應兩手無用，要把蟹螯杯，說劍論詩餘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的地步，作為一個事業型、豪俠型的“誌在恢複”的英雄來說，隻有猛飲狂吟，以抒發心中的失望、絕望、憤怒、悲哀了！閑居上饒帶湖時的嗜酒，是身雖醉而心愈烈，飲得愈多而愈迸發壯誌難酬之慨，酒不但沒有澆滅愁、恨，反而更勾起戰鬥的熱情，常是“醉裏挑燈看劍”（《破陣子》），“壯懷酒醒心驚”（《臨江仙》）。不管是“醉舞狂歌欲倒”（《水調歌頭》）之時，或者“酒兵昨夜壓愁城”（《江神子》）之際，他都意不在酒，而在軍國大事上，在這位酒醉者的脈搏中燃燒著英雄的火焰與戰鬥的激情。但在七閩——瓢泉期，他卻常常變得以狂飲求解脫，求麻醉，醉而至於生病危身，醉而至於悲哀消沉。此時醉了似再不“挑燈看劍”，而“隻有清愁而已”（《滿江紅》）也不大在醉後“壯懷心驚”，而是常常“一飲動連宵，一醉長三日，廢盡寒溫不寫書”（《卜算子》），感覺“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西江月》），宣稱“總把平生入醉鄉，大都三萬六千場，今古悠悠多少事，莫思量”（《添字浣溪紗》）。盡管他這時仍有“以手推鬆曰去”（《西江月》）的倔強姿態，但卻禁不住要“仙飲千杯醉似泥”（《卜算子》），甚而達到常如“山公倒栽歸”（《浣溪紗》）和常常“日高猶苦聖賢中”（《玉樓春》）的地步。盡管不能說這一時期他已完全被酒淹沒而壯誌成灰了，但與帶湖期相比，同一個飲酒人的形象彼激昂，此消沉；彼猶存熱望，此悲涼頹放；情調與色彩幾乎判若兩人，這卻是明顯不過的事實了。

    楊海明先生曾說，同一位詞人，“其生活環境也經常會發生時、空的轉換，而當生活環境發生變異時，其詞風也會隨之而變”[2][P378]，這也許能幫助我們理解辛棄疾前後不一的酒態詩情。從共時性來講，在辛棄疾本身，有時英雄的氣質表現得更多一些，有時詩人的氣質表現得更多一些，英雄之酒與詩人之酒各有其無奈。從曆時性來講，在辛棄疾人生的不同階段，詩酒又各有不同，或意氣風發，或失望無奈，或蒼涼悲慨。而辛棄疾的人生也就在這詩酒之間演繹成了一曲悲歌。

    四、“古來惟有酒偏香”：浸潤著儒家文化的中國士人之悲

    早在《詩經》、《楚辭》中就有過飲酒的描寫。如《詩經•柏舟》章中：“徵我無酒，以敖以遊。”（如果我沒有酒，怎可遨遊？）《楚辭•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飲酒賦詩，流連詩酒，開啟了中國詩人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流風遺韻。先秦以降，“竹林七賢”的開懷豪飲、“三曹”的縱酒高歌、劉伶的“以酒為名”、陶淵明的“寄酒為跡”各有史載，“酒仙”李白和“醉吟先生”白居易更為世人所仰慕。中國文人從一開始就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那麼，這一詩酒情結是由何而來、又緣何而往呢？

    “封建社會的不公正性早就決定著它的絕大多數優秀分子必然會產生‘才命兩相妨’的悲劇”[3][P417]，而儒家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的統治地位，又決定著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必然是積極入世型的，那麼大量的懷才不遇，就不僅僅是人生價值的失落，更有一種對社會、對國家的強烈憂患意識，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與精神的倍受煎熬，造就了大量的詩酒人生，“直須詩句肯推排，不然喚進酒邊來”（《浣溪紗》）。辛棄疾有詞曰：“掩鼻人間腐臭場，古來惟有酒偏香”（《鷓鴣天》），曹操雲：“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唐人翁綬稱“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銷萬古愁”（《飲酒詩》）。即使是號稱“詩仙”、以曠達俊逸著稱的李白，也不能把“不是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學問，而是內在的人格和不委屈自己以累己的生活”[4][P108]作為一種個人化的人生價值取向，也逃不出這一中國士人的詩酒情結。“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李白《將進酒》），“他的飛揚跋扈的建功意識和迷狂精神、佯狂堪哀的生命意識和悲劇精神、桀驁不馴的自由個性意識和嘯傲任誕的叛逆精神”，也隻有“在酒醉狀態下”才“表現得尤其酣暢淋漓”[5][P94]。

    但是，這種詩酒人生既不能成為另外一種價值選擇，也不能成為真正的避難之所，而隻能成為一種悲劇性的曆史凝結和個人體驗。李白借酒澆愁，但終歸要回到傳統價值和現實世界的憂患，“三杯拂劍舞明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玉壺吟》），辛棄疾同樣“宿酒醒來，算隻有清愁而已”（《滿江紅》）。這中間夾雜了世間沉揚起伏的人生際遇，夾雜了儒家功成身退、道家棄世無累的召喚和誘惑，於是演出了眾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詩酒人生軌跡。

    陶淵明寄酒為跡，堪稱“古今詩人隱逸之宗”（鍾嶸《詩品》）。辛棄疾“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洞仙歌》），他無法真的像陶淵明那樣坐下來靜靜品味詩酒人生，就算是“聽取蛙聲一片”（《西江月》），也是和“稻花香裏說豐年”聯係在一起的，功利之心隱而不去。但即使是陶淵明，也不能說是“棄世則無累”，完全超出人世間，因為“既然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6][P294]從少年時代的“猛誌逸四海”（《雜詩》其五），到中年的“有誌天獲騁”（《雜詩》其二），直到老年的“猛誌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一顆劇烈跳動的心始終沒有平靜下來，陶淵明也並非渾身“靜穆”，也逃不出這一圈子。所以，當傳統的觀念束縛（內在的）和社會的極不公正（外在的）被打破之前，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人生隻能是悲劇人生。

    從中國文學長期以來的詩酒文學傳統來看，誌士之酒，“胸中塊壘故須酒澆之”，詩人之酒，“三日不飲覺形神不複相親”，士人往往不知不覺沉溺其中，欲罷不能。從阮籍的“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富貴不肯詣也”（劉義慶《世說新語》），到李白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到辛棄疾的“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破陣子》），同樣有著其內在的文化精神和強烈的悲劇意味。而這眾多的悲劇詩酒人生，恰恰在中國文化中注入了一股獨特的泉流，令後世歎為觀止。

    參考文獻：

    [1]張玉璞、劉加夫。英雄感愴，大聲鏜鏜——論稼軒詞的崇高美。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8月版。

    [2]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辛棄疾。中華書局。1997年版。

    [3]楊海明。唐宋詞美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李澤厚。美的曆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萬偉成。中華酒詩的文化闡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

    [6]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魯迅雜文全集•而已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鄧廣銘。稼軒集編年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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