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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初期，一枚足值五銖錢重4克，每鬥米合今7．8市斤，
以唐前期最低糧價米鬥兩錢計，每克銅幣可購米0．98市斤，每文通寶可購米3．9市斤。
銅幣一個稱為一文，100個銅幣為一錢，十錢為一兩銀子，十兩銀子為一金。
還有一種是1000文為一貫
下麵是盛唐時期的物價：
米一鬥：約20文錢
白麵一鬥：37文
生絹一匹：470文[最常用的布料]
火麻布一匹：400文[常見中高檔麻布]
細綿綢一匹：1880文[高級綿織物]
粗棉布一匹：440文
紫熟綿綾一匹：2640文[高級絲織品，可能為三品以上官員官服的原料]
絲割一匹：1440文[中等絲織品]
棉鞋一雙：27文
細鞋一雙：100文[估計是絲綿鞋]
鋤一個：50文[鐵或鋼製的農具]
镔鐵橫刀一口石鉸：2000文[貴重的镔鐵刀器]
梓霸刀子一镔劍：200文[含镔鐵甚少的刀器]
普通鋼或鐵質刀：75文左右
波斯公駱駝一隻：15510文
突厥敦馬一匹：9400文
普通母馬一匹：4320文
細健牛一頭：4200文[高等公牛]
次健牛一頭：3200文[次等公牛]
中等酒：約為150~300文一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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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按：史籍所記古代物價，一般以糧價為主，而且隻記極貴、極賤之特殊情況。現從史籍中摘錄有代表性的物價，以資參考)
唐高祖武德二年(618)米(斛)80000-90000錢(王世充統治的東都情況)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米(鬥)絹一匹(關中、山東情況)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米(鬥)3-4錢(此錢為開元通寶)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粟(鬥)2。5錢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米(鬥)400錢(關中水、旱、蝗、疫、兩京間死人相枕於路)
唐中宗景龍三年(709)米(鬥)100錢(關中饑)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米(鬥)15錢(關中價)；米(鬥)5錢(青齊錢)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米(斛)不滿200錢(絹每匹價與斛米價相同，此為唐中葉兩京一帶正常物價)
唐肅宗上元元年(760)米(鬥)7000錢(關中價)米(鬥)1500錢(江南價，此時史思兵尚在作亂)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米(鬥)1000錢(關中缺糧)
唐德宗興元元年(784)米(鬥)1000錢(關中旱蝗的情況，江東豐收無此高價)
唐德宗貞元三年(787)米(鬥)150錢；粟(鬥)80錢)(關中價)
唐德宗貞元八年(792)米(鬥)150錢(江淮價)
唐憲宗元和六年(811)米(鬥)2錢(天下大熟)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米(鬥)30000錢(黃巢在長安，被圍，缺糧)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粟(鬥)10錢(時中原饑困，北方蔚、代等地糧價獨賤)
（貞觀）元年，關中饑，米鬥直絹一匹。
又《新唐書》卷五一《食貨誌》說：
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鬥。
又吳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說：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
又同書卷六《奢縱》說：
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才得粟（兩唐書《馬周傳》均作“米”）一鬥。……”（《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新唐書》卷九八《馬周傳》，《唐會要》卷八三及《通鑒》卷九一五同）
又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
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鬥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總之，唐代由開國到貞觀初年，約共十年左右（618—627），因為連年征戰，農產失收，物價都很昂貴，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唐初物價的上漲時期，到貞觀初年即已停止。及貞觀三四年，物價便作急劇地下降。這次物價低落的時間，一直到高宗麟德三年為止，約共三十八年（629—466）左右。
這時期物價所以大大的低落，主要因為物品供給的增加。曆史上有一段故事，可以證明唐太宗對於生產事業的注意。《舊唐書》卷三七《五行誌》說：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將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諫止之。上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患。（《唐會要》卷四四及《新唐書》卷三六《五行誌》略同）
這麼一來，由於政府的注意與努力，生產事業自然可以大加發展。結果，農產連年豐收，自足以促使物價的下降。
複次，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起，政府又努力於幣製的改革，把隋末的劣錢廢棄不用，而代以品質較好的開元通寶錢。《舊唐書》卷四八《食貨誌》說：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誌》說：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錢的成色提高了，價值自然上漲，物價遂相反地下跌。
由於上述的原因，貞觀年間，物價非常低廉。就米價來說，每鬥隻賣錢四五文，或甚至兩三文。《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說：
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以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又《通鑒》卷一九三說：
是歲（貞觀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裏，米鬥不過三四錢。
又《新唐書》卷五一《食貨誌》說：
至（貞觀）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裏不齎糧，民物蕃息。
又同書卷七九《魏徵傳》說；
帝（太宗）即位四年……米鬥三錢。
又《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
太宗躬行儉約，撫養困窮。……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鬥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裏，或不齎糧。
又《通典》卷七說：
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年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
以上是貞觀年間米價低廉的情況。複次，其他農產品，如菽粟等，價格也很低廉。《舊唐書》卷七八《高季輔傳》說：
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又曰：“……今畿內數州……菽粟雖賤，儲蓄未多。……”
其中關於粟的價格，《貞觀政要》卷六《奢縱》說：
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新唐書》卷九八《馬周傳》，《唐會要》卷八三及《通鑒》卷一九五同）
又《通鑒》卷一六九載貞觀十五年八月：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三喜一懼。……此年豐稔，長安鬥粟直三四錢，一喜也。……”
由此可知，史家盛誇的貞觀之治，在消費者的心目中看來，的確是值得謳歌的黃金時代。
以上是貞觀年間物價下落的情形。其後，唐高宗即位，物價也是一樣的低廉。《通鑒》卷一九九說：
是歲（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鬥兩錢半，杭米鬥十一錢。
這種物價低廉的情況，到了麟德年間（664—666），仍是一樣。《舊唐書》卷四《高宗紀》說：
是歲（麟德二年）大稔，米斟五錢，<麥牟>麥不列市。
又《通鑒》卷二○。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寅條說：
時比歲豐稔，米鬥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
又《通典》卷七說：
麟德三年，米每鬥折五文。
綜括上述，我們可知，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時間，以及高宗在位的上半期，一共三十多年，由於錢幣的健全，及農產的豐收，物價曾經長期地下降。
一般看物價往往看米價，但唐代實際交易，往往使用絲織品。這或許也有銅錢鑄造不多的原因，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政府也用法律形式予以規定，“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八十。”其中行濫指“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狹指“絹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滿五十尺，幅寬不充一寸八尺而賣”（《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在國家法律中對紡織品的長短規格有非常詳細的規定。開元八年又重申紡織品“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新唐書》卷五七《食貨一》）
唐律規定：“行利贓重者，謂賣行濫，短狹等物，計本之外，剩得利者，計贓重於杖六十者，謂準盜罪。一尺杖八十，一匹加一等。計得利一匹一尺一上，即從重科，計贓累而倍並販賣者，亦如之，謂不自造作，轉買而賣求利，得罪並同自造之者；市及州縣官司知行濫情，各與造賣者同罪，檢察不覺者，減兩等，官司知情及不覺，物主既剔，各須類而倍論。”（《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
紡織品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初唐的均田製度，規定了相應的租庸調製，規定：“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新唐書》卷五七《食貨一》。）調和庸所征收的基本都是紡織品。據統計：天寶中，全國賦稅收入，包括租庸調、地稅、戶稅“歲計粟則二錢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五百餘萬端屯匹，錢則二百餘萬貫”（《通典》卷六《食貨六》。）
以上折合絹共計4146萬餘匹（其中粟、布、錢值3295萬餘、綿絹851萬餘）絹綿占全部收入的20。5%，若考慮：1、錢200萬餘係戶稅，實際主要納實物，其中有相當部分為絹帛。2500萬餘石粟中，包括地稅1240萬餘石和租粟1260餘萬石，二者幾乎各占一半，無論地稅還是租粟折納絹帛的數量也很大，所以，加上折納，絹帛當占1/3左右。可見絹帛等絲織品是唐朝財政收入的一大組成部分，也是絲織品貨幣化的一大表現。據《通典》記載：“當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幼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征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物，古今罕儔。”（《通典》卷六《食貨六》。）
紡織品還在流通中起著一般等價物即貨幣的作用。一般認為證據在於《開元二十年九月十九日敕》中規定：“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用錢，深非道理。至今後，與錢貨兼用。違者準治罪之。”（《唐會要》卷八八。）在這裏，紡織品具有和錢同樣的地位。在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六日敕中，紡織品的地位又提高了：“貨物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為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為敝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後，所有莊宅口與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帛等，期於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唐會要》卷八九。）
作者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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