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情故園

人有一顆心  人有一顆心

章節字數：6545  更新時間：09-10-22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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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一顆心

     寄萍蹤

    

    七六年的四月，梅俞溘然而逝，那年，他七十四歲。

    一輩子的苦難也終於走到了頭，人死了，現實也就拿他無可奈何。橫加在他頭上的一切汙蔑不實之辭和糞土，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因為，他已感覺不到了，即使鞭屍，也僅僅隻是活著的人的自以為是罷了。

    好在人死了，沒有靈魂；尚若有靈魂，可能這審查就會直追尋到地獄中去。文化大革命對任何階級異己分子和不純潔的思想及行為都有辦法，唯有對死人一點辦法也沒有。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準自殺，對於“自殺”者一律以叛黨叛國自絕於人民來處製之，可見恨之痛切。好在梅俞是自然死亡。

    梅俞戴著“右派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兩頂帽子去世，他死在天快亮時。

    他是突然死亡的，那天晚上十一點，他照例自我做了按摩，沐浴換衣，然後安睡，一切都正常。到得夜裏三四點，隻聽得他叫了一聲：“你們快來啊！”，也許不隻一聲，但聽到的隻這一聲，等到家人湧到他床頭，他已不動了。老妻著了忙，忙去叫院中的老校醫。老校醫到時，翻開他的眼瞼，立即靜默了下來。

    哭聲也就響了起來。

    老校醫是他兒子朋友的父親，原是國民黨的一個軍醫，也很艱難的過了一輩子。他對著梅俞鞠了一個躬，然後走了。

    他走後，梅俞家裏就亂了，開始忙著他的後事。老妻立即叫二女兒天亮去郵局，打電話，發電報，叫家人都回來。還叫她天亮後把梅俞的像放大一張，掛有牆上作遣像。雖然也知道不會有人來憑吊，但這似乎也並不是為了憑吊，隻是一種應有的形式罷了。

    誰會來憑吊一個現行反革命？在那種人人自危的年代。

    這時，天已蒙蒙亮，二女兒正準備出去。那時，中心郵電局半夜也有電話，她剛走出門口，就叫了起來，說：“餘伯伯來了！”忙迎了進來。這時，隻見一個頭發雪白，非常有藝術氣質的老人走了進來，這人很清瘦，是梅俞的老朋友。但因文化大革命也已生分了的學院美術係主任，學院裏唯一的一個教授餘綰。對於餘綰的來到，梅俞的妻子和家人沒有想到。雖然梅俞五七年劃為右派後，他們照常來往，兩家晚輩都成了世交。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就再也不來往了。當然也不僅僅是他，幾乎所有的朋友都不來往了。對此，梅俞和老妻也常感歎：世態炎涼，人心不古。

    餘綰一來到，梅俞的家就一陣手忙腳亂，因為這實在是沒有想到的，都以為他為了自保，早已不認了他們。沒想到這麼早，他一聽到消息，就不顧一切嫌疑地來了。他握了握梅俞妻的手，走進內屋，來到梅俞床前，站在那裏。他是一個早白頭，自從梅俞家搬到學院後，孩子們再見到他時，他就是這樣一個白頭。如今站在梅俞床前，他的目光本十分明亮，現在卻有點暗淡，麵頰抽動了一下，然後對著梅俞鞠了三個躬。

    走出內室，他在廳間坐了下來，和梅俞妻說了一會兒話，問了一些梅俞去世時的情景。遂慢慢站起，有點佝僂著背地走了。

    餘綰走後，梅俞家裏的人就很有些感歎，因為在這樣的時候，他能來看梅俞，是要有極大的勇氣的，而且也表明了他心裏還有著梅俞這個老朋友。

    梅俞是五七年劃為右派的，那時他在省文化局劇目工作室工作。此前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組散曲，並由《人民文學》編輯部加了個編者按，又由五六年的全國新詩選選了進去，因此在全國產生了一些影響。也許，就是這樣，便有了些飄飄然。到了五七年，在那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的年代，他參加了一次文藝界的坐談會。在會上，發了言，說了些黨要遵循文學創作規律的話，就被劃成了右派。

    到這時，他再後悔也是來不及了。

    此後，他就一直為摘去這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努力。他下放去過省文藝界的農場，養過兔子放過鵝。但他為人愚直，不善於營鑽，尤不善於走上層路線，便一直不能摘去這帽子，這在他是很痛苦的事。到了文化藝術學院後，常叮囑自己的孩子，說：“如有政工處的老師來問你們，問我平日在家裏幹什麼？你們就說：‘我平日裏沒事就學毛選’”。可見他對摘去這帽子的殷切。然而他是從不學毛選的，也沒有什麼政工處的老師來問過他的孩子。他就不知道，摘不摘帽子與他的生活態度是不相幹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於領導對他的看法，而這卻是他最不會做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吃了大苦頭，因為他是死老虎。一開始就被關押了起來，不停地被批鬥，挨打，受刑（比如踩夾棍）。後來又不停地轉換改造地點，最後來到一個偏遠縣，那裏有一個省文藝界的集訓隊。在那裏，他又一次犯了錯。因為到這時，他已很有些怨恨了，知道自己無論如何改造，也再也回不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在一次憤懣之後，就在老人家的“要鬥私批修”五個字上，打了五個大叉。又被別人所發覺，要知道，那時的集訓隊，每一個改造分子都是互相敵視著的，互相謾罵，互相扭鬥，他就被揭發了出來。這樣，他的性質就變得更險惡，到了定性的時候，就被定成了現行反革命，被押到另一個偏遠縣去接受監督勞動。這時，他已七十歲了。七十歲並不能為他帶來什麼，問題是他的問題很嚴重，被按排做最艱苦的工作——打柴，且每天要有一定的數量。他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每天上山打柴，無論刮風下雨，都必得去。這樣過了一年，在一個冬天，背了一大捆柴下山，跌倒了，把一條腿摔斷，這樣，就躺在醫院裏再也不能動。監管的人也沒辦法，打了個報告上去。最後等他的腿接好後，就斷了他的工資，讓他瘸著一條腿的回了家。梅俞就這樣地回到了他這個極端困苦的家，差不多已是一個廢人，還得接受當地居委會的監督。他無論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得承受著極大的痛苦，他必得看著他的孩子們因他而受到牽連，或揪出，或批鬥，或沒有人生的希望。好在這次他這腿還真爭氣，就一直沒有好起來，否則，又要被看押起來，送去進行勞動改造。

    如今，他終於去了，而且是很平靜地去了，也許是上帝也看不得他受到的這苦，於心不忍，給了他一個公平的交待似的。

    他的家人在墓地把他安葬了，一個人也就這樣，於世無幹地隻因某些人為的因素而被迫地交出了他隻有一次的寶貴生命。

    餘綰，梅俞的孩子們叫他餘伯伯。其實他比梅俞小十多歲，那時，也就五十多歲吧。他是一個油畫家，且是一個印象派畫家，他的畫有莫奈的風格。但當時，印象派是作為一種腐朽的資產階級流派在中國受到批判的，因而餘綰的畫就從未在中國大紅大紫過，也就得不到人們的關注。但他的畫卻是無法否認的，尤其是在美術界，凡是看過他的畫的人，都為他那高超的表現技法所震撼。他所畫的畫，是那麼細膩而生動，閃耀著一片眩目的光，而且他的畫還具有一種東方式的詩意和寧靜，這是他有別於西方的地方。當時，一些蘇聯畫家和國內的大家，都對他表示了關注和尊重。然而他卻一直默默無聞。

    他十分睿智，明理。解放後不大作畫，也不大發表作品，卻堅持著他自己的藝術理念。他似乎對社會有著較清醒的認識，所以在五七年時，他那時在武漢，又是教授，也參加了湖北那引蛇出洞的文藝界的座談會，他就沒有提一句意見，而是歌頌了黨，因而被劃為“可以信賴的紅色知識分子”一列。後來來到了這個省，成了省文藝學院的校部委員，美術係主任。作為一個黨外知識分子，這已是最高的待遇。

    為什麼這樣說他，因為他並不相信當時的文藝思想。那時號召藝術界下工廠，表現工農兵，他被安排到一煉鋼廠去體驗生活。三個月後回來，來到梅俞家，對梅俞說：“畫工廠？工廠裏畫什麼？畫鋼鐵？嗤，鋼鐵有什麼好畫的！胡鬧！”他就知道對誰可以說真心話，對誰不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吃盡了苦，梅俞的孩子就看見他挨了打。也被關到了那省文藝界的集訓隊。

    梅俞的孩子自然對他是極其尊崇的，尤其是老三。老三也喜歡畫畫，他崇拜他，倒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藝術和他那藝術家的氣質。在這老三看來，餘伯伯的畫仍是中國畫得最好的畫，而且直到今天，他也一直認為餘伯伯是中國第一流的油畫家，他的油畫，在中國，沒人比得上。中國油畫由於受蘇聯美術思想的影響，提倡現實主義，這在表現手法上，就大大地落伍了。餘綰甚至嘲笑列賓，說他的畫是“黃土加紅土畫出來的”。

    他是一個稍瘦的高個，梳得很整齊的白發，長方型臉，清矍的麵容，眼睛內陷，很有些西方人種的味道。看到他的人，會懷疑他是不是有著西方人的基因。他常穿一件有皮背帶的吊褲，上衣塞在這吊褲裏。平日裏拿著一個大煙鬥，他隻抽煙鬥，好象從不抽紙煙。就象一些西方畫家一樣。

    這風度既儒雅又極其親切，他為人又很低調。

    他隻和象梅俞這樣的人及一些美術界的人來往，比如省師範學院美術係的徐曬，同校的彭秩以及遠在陶都的戴凝，當然吳冠中也曾來看過他，按說吳冠中還是他的學弟。

    梅俞下葬後的一天，餘綰又來到梅俞的家。自從梅俞去世後，隻有他一人來過。他向梅俞的老妻提出，他要去看看梅俞的墳。梅俞妻說：“還是算了吧，哪麼遠？”他卻堅持。這樣梅俞妻就陪著他坐郊區公交車去了墳地。那是一大片公墓，非常荒涼，但樹木蔥鬱。下了車，在路旁買了些香燭，他來到梅俞的墳前。他把這些香燭點燃，朝著梅俞的墳拜了幾拜，然後就站在那裏，默默地沒有說話，梅俞妻就流下了淚，他的眼圈也紅了，卻不說話，他就是這樣一個非常平靜的人。

    俞梅的三兒子一直不明白，父親何時交了這樣一個好友？這已是幾十年過去後的事了，直到去年，他才知道餘伯伯去世了。一次和他姐姐說起這餘伯伯，說現在在網上可以查到他，還能看到他的畫。隻是他依然被美術界遺忘著。他姐姐才告訴他，他們兩家是怎樣開始交往的。他姐姐是聽他母親說的。

    那是48年的事，當時梅俞和餘綰都在景德鎮陶專教書，由於種種原因，在那年的冬天之後，餘綰沒有受到陶專的聘用，失了業。餘綰的家境本不錯，他父親是國民黨軍隊裏的高官，好象是中將。但由於戰爭，失去了聯係或是鞭長莫及，他因此就失去了一切經濟來源，幾乎是傍徨於人生了。在這樣的時刻，梅俞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梅俞喜歡他的畫，看重他。但這不是主要的，梅俞並不懂畫。主要是梅俞這人向來富於同情心，看不得別人受難，再加上他家又有錢。現在看到餘綰落難，就叫他住到他故裏去，梅俞的故裏在鄱陽。這樣，餘綰就來到了鄱陽鄉間，梅俞叫家人給他收拾了兩間房，安頓好他一家人。並在經濟上接濟他。

    當然，餘綰是一個不肯白吃人家飯的人。到了梅俞家後，就向梅俞提出，以梅俞在這鄉間的關係，能不能把他介紹給這鄉間的士紳，讓他來給他們畫像？賺一點畫資。梅俞聽後，覺得極是，就去為他遊說。這樣，鄉間的士紳紛紛來找他畫像。因此，餘綰並不吃梅俞家的飯。但卻出了一個問題，那時由於戰爭，就算不是戰爭，鄉間士紳有財卻沒有錢。餘綰給人畫像，別人隻給糧，不給現錢。有些甚至是現糧也沒有，說好了等秋後，收了新糧才能給他。餘綰有什麼辦法？為了生計，隻要是寫了欠條，都一一照畫。

    這樣，又出問題了。他收的都是糧，沒有現鈔，而他的一切開支都要現鈔。他就想把這糧運到景德鎮去賣掉，換成現鈔。這是一件很為難的事，那時沒有汽車，都得肩挑車推，到景德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再加上兵荒馬亂的，長途，又是運糧，這更是一件極具風險的事。這事梅俞知道了，就來找他，向他提出：“你這糧也不要運到景德鎮去了，賣給我。我把我在陶專的薪水給你一些……”

    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梅俞又一次幫助了他。而且梅俞不但買下了他手裏的現糧，連他手裏秋後的欠糧也買下。這樣餘綰的生活才走上了正軌。當然，餘綰也不是隻賣畫，他依然在向陶專求聘，梅俞也幫他說話。夏天過去後，他又接到了陶專的聘用書，然後開學就去了景德鎮，恢複了教職。

    可以說，這是餘綰一輩子最落魄的時候。此後，他就一直在陶專教美術。過了一年就全國解放，他被調去了南昌，然後去了湖北，都當大學教授。後來，又調到了這個省。

    他從梅俞故裏走後，也是他所不能知曉的，梅俞這裏卻出了問題。當時，餘綰在梅俞故裏那窮鄉僻壤畫油畫，在那窮鄉避壤，哪裏買得到油畫顏料？好在他是個真正的油畫家，那時的油畫家可不是現在的油畫家，他們幾乎都會自製顏料。所以他在梅俞故裏畫的畫，全是用他自製的顏料畫的。還是由於條件的限製，他的自製顏料隻能用當地的材料，也就不能達到真正油畫顏料的質量。所以他畫的油畫像，過了一個夏天之後，就泛黑，變得非常難看。當地的士紳就不肯了，說：“這樣的畫，還能收錢！”要梅俞叫他回來理論，如不回來，就不對現。梅俞看看也是，不好意思要他們對現。梅俞的這種態度，助長了士紳們的態度，傳開來，就沒有一個肯來對現。好在梅家有錢，也是無可奈何，就把這些欠條全撕了。

    老三聽了這話，才明白老一輩人的友誼為什麼那麼深。就問他姐姐：“這，餘伯伯知道嗎？”

    “這，我問過媽媽，”他姐姐說，“媽媽說，不可能知道。”

    “哪為什麼不告訴他呀？”

    姐姐就笑了起來，說：“爹爹是怎樣的人，你還不知道！媽媽又豈是哪種人？”

    這後來的事餘綰肯定不知道，他可能跟本就沒想過這件事。不過，在他那樣困難的時候，梅俞幫了他，這一點，他肯定記在心裏。後來，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為自保，他和梅俞生分了些，那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太殘酷了。但他心裏是一直有著梅俞的。現在他來看梅俞，既是友情，也是在表明一種態度，即，他永不忘梅俞對他的好。人心中的記得，是一種極其強大的力量，不管有著怎樣的力量和權勢，都無法阻止它。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它就不顧一切地表現了出來，甚至不顧一切的險惡。這是我們現代人所不能理解的。

    又過了幾天，餘綰又來到梅家，這次他是和徐曬一起來的。徐曬是師範學院美術係的教授，亦是梅俞的好友。徐曬這人因和梅俞不在一個單位，不大來往，但卻不生分。梅俞的孩子們都記得他，也許是不在一個單位，反而不大避嫌。他個子不高，總是戴著一頂法蘭西式的那種小圓帽，叼著一個大煙鬥。他們來到梅俞的家，這是梅俞去世後梅俞家來的第二個人。梅俞家人陪坐一旁。他們來到梅俞遺像前，站了很久，也沒有說話。

    我們不知道這沉默意味著什麼？但這沉默顯然意味著什麼！

    人有一顆心，這心又有著一種價值取向，人固然在強權麵前不得不低下頭來，而這顆心卻永遠不肯放下它的向往，它總是在頑強地在塑造著自我，以使自己有一個健全的人格。因為這是人生的底線。

    隨後，他們就坐了下來。也不談梅俞，好象是在有意忘卻。他們開始問梅俞的孩子們的生活。當他們聽到梅俞家的老三娶了一個高幹子女作妻子時，就很高興。

    餘綰就問這老三：“你愛人姓什麼？”

    老三就回答：“姓餘。”

    餘綰又問：“什麼餘啊？”

    老三一時糊塗，不知該怎樣回答，突然，他想起餘綰不就姓餘？就說：

    “和你一個姓啊。”

    “是嗎？嗬嗬……”餘綰和徐曬都笑了起來。

    “你看我，”餘綰笑說道，“連我自己的姓都想不起來了，姓什麼都不知道了！”他說了這一句，搖了搖頭。

    梅俞餘綰他們那一時代的真知識分子，有著一些純自然的個性，不象我們現在的一些年青人，為了時尚而時尚，充高雅。梅俞餘綰他們的儒雅是他們的自身和生活的一部分，是無法和他們的生命分割開的。他們不是去做出一種高雅的舉動，而是他們的行為都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行為，是真自我——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梅俞在五十年代也曾得意過一陣子，一次開表彰會，會上給他披戴大紅花彩帶，然後擁著他去跨街，這是非常榮耀的事。但他很不高興，一回到家，一把把這彩帶大紅花擼下，丟到地上，用腳一踩，狠狠地說：“簡直有辱斯文！”他不喜歡這種表麵上的風光。也不喜歡這種他不認可的表彰形式，他把這種表彰形式看成是一種粗魯和淺薄，甚至是侮辱。

    還有一次，市裏開大會，請他作佳賓。他不去，還說，當老師的，幹嘛要參加這種無聊？哪還做什麼學問？

    他喜歡助人，這是他一慣的舉動。但到了倒黴時，就沒有這個能力了。但他對於討飯的人，是一定要施舍的。一次一個乞婦抱著一個嬰兒來討飯，非常可憐，他立即拿出五元錢來給她。要知道，當時他家裏已極端的困苦，那時的五元錢，一個人節儉點，可以過一個月。

    餘綰也很有趣，他和梅俞不同，是才子型的。

    一次，學院裏放電影，在禮堂。電影開映後，梅俞家的老四有事出來，看見餘綰正偷偷地搬著磚頭在黑暗裏，然後靠牆坐下來。老四簡直不敢相信，這是餘伯伯。這時，正好幾個學生進來，看見了他。一見餘教授竟蹲坐在地上，忙叫他坐到前麵去。他忙揮手，叫他們前去。他喜歡這樣的自在，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

    還有一次，他和梅俞，徐曬到一小茶館喝茶。他喜歡喝茶。說是喝到了好茶，就立即走到隔壁的雜貨店，買了一個瓷杯，裝上這杯好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去。他就不知道向這個小茶館買上幾包茶帶回去？何苦要這樣辛辛苦苦地捧著一杯茶走回去？

    這又引起了學院裏的一些晚輩們的歡笑，然後是驚訝！

    這也真是十分愚傻得可笑了，然而卻是“是真名士自風流”。

     200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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