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字数：4083 更新时间：12-02-07 09:31
一幅工人群体的写生长卷
——读长篇小说《工人》有感
张克非
按照多年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产业工人作为典型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和中坚力量。“文革”期间，它更是一度作为领导阶级，不仅兼负着文教卫生等社会多个领域的管理任务，而且是各级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中的主要成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虽然至今未见到新的理论诠释，但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许多人转瞬间成了下岗职工，不得不为家庭的生计而奔忙，默默地承受着城市和企业改革、经济体制转轨的沉重代价和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也丧失了社会的话语权，几乎成为被媒体、文学艺术界、学术界所遗忘的群体，其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远远不如在很多行业、岗位上取代他们的农民工兄弟。近年来，在每年出版的上千部长篇小说中很少有反映工人和工厂生活的。在近20年来的八届矛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中，同样少有反映工人主题的。只有在每年的“五一”、“十一”这些特殊的日子，那偶尔唱响的《我们工人有力量》等老歌，才让人依稀想起昔日产业工人们叱咤风云的时代形象和辉煌。与此同时，中国却扮演起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角色，用自己巨量的工业产品供应着世界。这既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也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至今尚很少有人去研究和反映。我自己也曾是产业工人的一员，对此虽一直心有戚戚，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敢涉足。
近日，读了于泽俊的长篇小说《工人》，在彻夜无眠的极度亢奋中，一种如骨鲠喉、不吐不快的内心冲动油然而生，禁不住要对这部拾遗补缺的好书、对前面说的这种社会现象，谈点自己的感受。
一、《工人》的文学和社会价值
《工人》是作者用白描式的笔法，通过“父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两代人在20世纪30—90年代的亲身经历和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人物，生动地反映了大型国企众多建筑工人的身世、遭遇及其悲欢离合，他们为国家工业发展和“三线”建设做出的贡献、付出的牺牲，在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中工人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刻骨铭心的不同感受。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以切身的感受力，深刻揭示了20世纪众多普通工人身上那种从传统农民继承、转化而来的纯朴、感恩意识，怎样在现代企业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中得到升华，形成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量；以及它们在是非颠倒、永无休止的斗争、运动取代生产的“文革”浩劫中，又是怎样被消解和弱化的逆向过程。进而触及到在八九十年代经济转型、企业改制等大变革中，许多曾作为“共和国之子”的老牌大型国企为什么竟然一蹶不振、毫无市场竞争能力的深层原因。这也是以往很少为人注意和提及的。
以往那些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少数文学作品，大多将工人们的生活理想化、政治化、概念化，将之作为一个抽象的阶级和政治符号加以描写，添加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减弱了这类作品的说服力、感染力。这也是过去此类作品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工人》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作者凭藉自己对工人的深入了解和心心相映，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普通工人群体那种平凡、艰苦，甚至有些无奈、无聊的日常生活，刻画出工人中许许多多性格各异、鲜活具体、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老一代中既有父亲、赵尔丹、姑父、牛叔这样纯朴、耿直的人，也有类似白景云、王连升等相对复杂的人；在领导干部中既有刘天明这样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朱铁这样有毛病的干部，还有像杨怀恩这样品质恶劣的人。在作者着墨较多的第二代人物中，一个个更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作者还特别关注老一代工人中的家属群体，塑造出母亲、牛婶、赵婶等人物形象，尽管她们都是普通工人家庭的妻子、母亲，也同样为家庭承受生活的艰辛和压力，但是她们在琐屑、艰苦的生活中仍然保持着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她们的喜怒哀乐又是那么具体、深刻，对丈夫、对子女、对邻里，甚至对企业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总之，《工人》塑造了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原生态中的普通工人群像，刻画出这个群体中许多以前不多见或被人有意忽视、遗忘的鲜明形象，以及他们生动、丰富的工作、生活和情感世界。其还原真实的历史丰富性，诚如著名作家梁晓声所说：“这是一部工人题材的《白鹿原》。”
通过《工人》，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普通工人群体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这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情感。文学是人学，如果离开了对人、对主人公们最深切的关怀，就不可能出现真正优秀的作品。在当今“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目睹了太多缺乏真情实感，甚至是虚心假意的“无厘头”之作，难免会像捷克作家昆德拉那样喟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人性的戕害。因此，在感受《工人》的真诚和厚重时，也不能不呼唤中外充满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期盼中国那些真正有良知的作家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到千百万普通大众身上，去关注、表现他们那充满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平凡而艰辛的生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去致力于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处境，让这社会变得更加人性、更加合理。而不是以嫌贫爱富的市侩眼光，热衷于用生花妙笔去擦拭富人的鞋尖、轻抚名媛的裙裾。
美国作家哈伯德(ElbertHubbard)有一句名言：比所有思想更深的是痛苦，比所有痛苦更高的是欢笑(Painisdeeperthanallthought；，laughterishigherthanallpain)。但这痛苦必须是刻骨铭心的真痛苦，这欢笑也必须是大家发自内心的幸福欢笑。
真情实感的重要也同样反映在《工人》一书中。当作者忠实于真实的生活时，所写的人物是那样平实、感人。可是一旦倾注了太多的理想时，马国栋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他在“文革”期间、与锦华姐的关系上，就不免多了些许“圣徒”的光圈，变得不太真实和自然。
二、工人社会身份演变的历史思考
凡是好的作品，其魅力也在于能够发人之深思。由《工人》也禁不住让我们去深入认识和思考中国工人的特点及历史变迁。
在近代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中国的人口在清道光年间已创造出超过四亿的历史新高。剩余劳动力的供大于求，进一步加剧了由农民向工人、市民转化过程的激烈竞争和残酷性。民国时期，农民如能进工厂并在城市立足，那真是祖坟冒青烟的天大幸事，即便是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1949年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既为千百万农民进城做工提供了机会，也使国家可以极低的工资成本和生活投入，来迅速扩充工人队伍。大跃进失败后，60年代初国家一声“整顿”令下，又有上千万工人被下放回乡。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严格的户籍政策，使能够端上铁饭碗、每月有几十元固定工资的工人，永远都是农民羡慕的对象。虽然那时绝大多数工人家庭也不过是维持温饱而已，老少几代人同居斗室习以为常。即便如此，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农民而言，工人依然充满了自豪感和主人翁的意识，仍然毫无怨言地自觉为社会主义出大力、流大汗，用劳动创造和积累着社会财富。
经过“文革”斗私批修的洗礼，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工人的工资、奖金有了提高，但以往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敬业、奉献精神却在体制的变革中渐失光彩。他们原有的素质，尤其是那些管理者的素质，也不再能适应现代化的企业生产、技术要求和市场竞争。再后来，大批报酬低廉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比自己早进入工厂的前辈们更加吃苦耐劳，更节省国家和企业的投入，更不讲求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于是，大量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开始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上风，打垮了许多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国企改制、破产，工人下岗必然成为上世纪90年代的普遍现象。许许多多工人又一次承受了改革的巨大成本和压力，转眼间被抛向社会，由昔日共和国的骄子一下子沦为没有生活来源和稳定收入的下岗者。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和忍耐，最后证实了领导阶级的觉悟和素质。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红利，没有国企甩包袱而被下岗裁员的千百万工人的默默牺牲和奉献，就不会有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所以，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确是世界各国中最为奇特、也最为悲怆的，尤其是工业劳动力大规模新旧交替的得失利弊，是难以客观评估的。它理应作为中国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界最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正是由于市场、资本、技术等现代要素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着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和实际地位，也改变着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白领，取代了过去的产业工人。工人正在不可避免地由中心走向边缘，其社会声望每况愈下，以至于现在的孩子们如果说长大想去做工人，家长一定会大失所望。
“人事有代替，往来成古今”。虽然时间女神很快就会将20世纪几代工人的血汗、眼泪、痛苦、欢乐都变成历史，但这是不该忘记的历史，也必定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在21世纪，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以无数人的牺牲、以农村廉价劳动力对工厂生产力的大规模置换来实现。而是应该在不断提升包括城乡劳动力在内的国民素质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为更多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进入二三产业提供更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福利保障，形成城乡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之间平稳、合理的流动，以及在各产业中新旧劳动力的互补和良性交替；加快农民工身份的合理转化，使他们真正享有工人、市民的待遇；不断稳定和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唯此，以往庞大的工人和农民工群体的奉献与牺牲才能得到应有的回馈，我们才有可能建成真正的工业强国与和谐社会。
民族新文化建设不能缺少工人的重要地位。重视工人，就是接续一百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伟业和几代工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优良传统；重视工人，有利于构建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过程相适应的社会新文化。中国作为有13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重视工人、崇尚劳动和技艺必须是我们长久的立国之策；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队伍，同样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劳动光荣、勤奋工作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这些也是我们应该重视《工人》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作者恢复高考前为三线企业工人，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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