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字数：4609 更新时间：16-04-18 10:47
1949年父亲去了关东之后，伯母也带着三个孩子走了。伯父想把自己亲生的那个儿子育禾留下，但是伯母不肯给他，担心他养不活。伯母回去不久就改嫁了。伯父曾去重庆看过他们，想把育禾带回来，但是一直和伯母交涉不通。父亲进了鞍钢之后，又回过一次老家，那次回去是给伯父娶亲去了。那会伯父才四十多岁，新娶的伯母年纪也不大，但是一辈子不生养。
伯父膝下无子，一直想跟父亲要一个孩子，父亲答应了，却一直舍不得给，也一直不敢回老家，怕伯父跟他提起这个话茬，这次回老家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育禾从重庆跑回来了，父亲不必再担心伯父跟他要孩子了。
我是第一次回老家，对我来说，老家既神秘又陌生同时也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听父亲讲过许许多多关于老家的事情，却没有亲眼见过，因此这次回去几乎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去的。我们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下了长途汽车，我问父亲：“当年你闯关东就是从这走的吗？”
父亲用手摸着那棵老槐树，说：“是，一晃都二十年过去了。你看咱家门口那两棵杨树比这老槐树都高了。那是土改那年我和你妈栽的。”
我顺着父亲的手指望去，村口竖立着两棵参天的白杨，可惜是在冬季，只剩了干枯的树枝，没看到它枝繁叶茂、生气勃勃的样子，我问：“那就是咱们家？”
话音刚落，伯父和育禾哥从院子里跑出来接我们来了。
育禾哥是1948年生的，和姐姐同岁，1949年他跟着生母去了重庆，后来他母亲又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五个孩子分别是三个父亲所生，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待在那个家里他一直觉得心里很憋屈，曾经跑回来两次，都让我那位前伯母给追回去了。大饥荒来临之后，育禾在那个家实在待不下去了，又跑回老家来找伯父。他已经十三岁了，懂事了，这次来决定就在老家待下去不走了。他在重庆那个家生活条件是要比我们老家好一些，但是人更需要的是亲情。
老家说是没有遭灾，可是生活比我们这些遭受灾害的城市人仍然要困难得多。回到老家，伯父想尽办法让我们父子吃饱吃好，可是父亲在屋里院里一转就清楚了，伯父那点存粮吃不到开春。因此，我们在老家只住了三四天就回来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大口袋干粮，有馒头、火烧、煎饼，还有粘米面的窝窝头。六十年代北京人走亲戚拜年往往是提个点心盒，差一点也是用草纸包二斤点心，可是我们老家穷，完全是另一种风俗，拜年的时候提一篮子馒头，走一家磕个头，留下两个馒头，算是礼品。这样的礼品是再实惠不过的，也体现了山东人待人的诚意。从解放前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这样。父亲背回来的那一口袋干粮，就是乡亲们拜年时拿来的。本来伯父还给父亲准备了一袋粮食，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拿。
那年的秋天，我上学了。姐姐那会上六年级，大哥上四年级，二哥上二年级。姐姐和锦生在一个班。锦生哥学习不好，考试经常不及格。姐姐却是班上的第一名，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胳膊上戴着三道杠。姐姐是我们的榜样，父亲动不动就把我们哥仨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好好向你们的姐姐学习，将来谁学得好，我供你们上大学；要是不好好学，小心我拿皮带抽你们！”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说我不说俺了。我还算给父亲争气，期末考试，考了两个100分。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除了100分我就没有考过别的成绩，只有上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偶然失手，做错了一道大题，扣了二十分，一拿到考试卷，眼泪顿时就下来了。二哥学习很差，回回考试都不及格，我升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和我一个班了。为了不好好学习，他没少挨父亲的打，小时候父亲是用鞋底打，后来大了就用皮带抽，父亲打起人来真让人害怕，可是不管怎么打，二哥的学习就是上不去。
大哥本是个聪明人，什么东西一看就会，但是也不肯好好学，只要能混个及格，就不再努力了。不过他确实聪明，平时吊儿郎当连作业都不做，到考试的时候抓紧突击几天就能及格，而且回回都能及格，从来没考过不及格。大哥的聪明不在学习上，他的爱好十分广泛，喜欢唱歌，口琴吹得也不错，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无线电小组，那玩意要花钱，母亲那么节省，我们连张电影票钱都要不出来，可是大哥却总能从母亲那里要到钱。当他把第一台收音机装好，哇哇地放着歌从学校提回来的时候，我和二哥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大哥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别看他腿不好，反应却特别灵敏，后来在七十五中校队也一直当守门员，没有人能代替他。上了中学以后，他又迷上了小提琴，母亲居然花十五块钱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时我们都还小，不知道他是抱养的，可是大哥自己知道，估计是大人们说话说漏了嘴，让孩子们听见传出来的。母亲怕他心灵上受到伤害，所以对他格外照顾。
大哥有了小提琴，就把那个口琴送给了二哥，二哥不要，说嫌他口臭，非要磨着母亲也给他买一把小提琴不可。母亲说，你不是那块料，买了你也拉不好。二哥不服，母亲说，不服你把那个口琴吹吹我听听，别说吹得和你哥一样，你只要能吹出个调调，我就给你买。二哥也真是不争气，拿着那个口琴练了很长时间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我有时也拿过来吹吹，吹得比他要好一些，二哥脸上挂不住，就不准我动那支口琴，两个人经常为口琴打架。为了解决我和二哥之间的争端，母亲又花两块钱给二哥买了一把二胡，那个口琴就归了我。那时买支口琴还要三块钱呢，两块钱的二胡能拉吗？老百姓说世上最难听的声音有三种：抢锅、伐锯、驴叫唤。二哥整天像拉锯一样吱嘎吱嘎锯着那把二胡，锯出来的声音比这三种声音都难听，他自己锯了几天也就没兴趣了。那把二胡被扔进柴火堆里，很长时间没人过问，最后被当劈柴烧了。
二哥不拉二胡了，可还在觊觎大哥的把那小提琴，大哥不在的时候，他就偷着拿出来拉几下。那把提琴是大哥的心爱之物，整个衙门口也许只有这一把，大哥平时绝对不许我们动一下，如果他发现谁动了就会大发脾气。
大哥是有点音乐天赋的，很快就能拉一些著名的小提琴曲了。每天放学回来，往院子里一站，开始练琴，院子里的孩子们就都围了上来。我们最爱听的是《云雀》和《斗牛士之歌》，只要《斗牛士之歌》一拉响，我们这些孩子就排成队，踩着音乐的节拍在院子里咵咵地来回跺着脚走一圈。他拉别的曲子我们不懂，我们还让他拉斗牛士，他拉完一曲对我们说：“你们就知道斗牛士，知道我刚才拉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叫《魔鬼的颤音》。”
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诱惑力，于是就嚷：“好好，就来这个！”
于是他就又拉了一遍《魔鬼的颤音》，那是一首需要双弦颤音的高难度曲子，从那支曲子中，我似乎也领略到了一些什么。可是他再拉别的，我们又听不懂了，等他拉完，有的孩子问他：“你会拉《社会主义好》吗？”
大哥不屑一顾地说：“那太简单了，根本用不着小提琴。”
孩子们说，你吹牛！你不会！大哥也不争辩，架起琴拉一段《社会主义好》，大家齐声鼓掌，于是又有人问：“《我们走在大路上》，会么？”
大哥就再来一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从那以后，大哥每天练完琴，都会留一段听众点播节目时间，孩子们叫他拉什么，他就拉什么，这些孩子们点起来没完没了，从来不知停止，每次都是大哥说：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下次继续收听。孩子们才笑着叫着散去。
大哥练琴很刻苦，他已经大了，有了自己的志向，他想将来报考艺术类院校，父母亲都很支持他。姐姐、二哥和我放了学都要帮母亲干家务，唯独大哥例外，放了学回来就练琴，母亲从来不支使他。
困难时期过去了，母亲变老了，头发白了一多半，才四十多岁，看上去已经像个老太太了。1963年，44岁的母亲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妹妹，取名叫育苗。从六十年代初国家就已经开始宣传节育了，有一次上面派来了人，把妇女们集中在一号院里，挂着图讲课，我们这些孩子都被赶了出来，我想进去看看里边讲什么，人家说，这不是男孩子能看的，羞得我满脸通红退了出来。讲课之后，我们院一个当警察的叔叔做了结扎，由于落后、不理解，一些人背地里偷偷地说：他被骟了。父亲不愿意节育，他觉得一个男子汉不愁养不活几个孩子。这样，就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六个孩子，四个上学，光每年的学费书本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加上我和二哥两个大肚皮，粮食老是不够吃。那时小学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我和二哥都得出去撸柳芽，挖野菜，到收割过的地里去捡麦穗、挖地瓜须子。后来大一些了，就去割草，两个人一下午能割四五十斤，然后抬到牛奶场去，以每斤六厘钱的价格卖给牛奶场，以补贴家用。母亲除了在生妹妹前后闲过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去干临时工，有时是去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是到牛奶场的地里去除草、间苗、收庄稼。弟弟妹妹小，没人看，是二哥和我把他们带大的，弟弟小时候总是由二哥领着，妹妹则是我的跟屁虫。我出去玩的时候，总是把她架在脖子上，这样玩什么都不耽误。那会我们爱玩扇三角，把大人们抽过的香烟盒拆开，叠成三角形，在地上扇，扇得翻过来就算赢了，那张三角就归你。我扇三角的时候，用一只手笼着妹妹的两只脚，一只手扇，我的技术很好，怎么扇都不会把妹妹掉下来，妹妹也骑惯了我这匹马，怎么晃她都不害怕。
冬季里，母亲有时在外面找不到活，家里的事就不用二哥和我操心了，这时母亲也会放我们出去玩一玩。那时地铁一号线已经开始动工了，有个电影放映队，沿着地铁施工线巡回放电影，都是免费的，每周换一部新片，我们常常跟着放映队从周一一直看到周六，每天重复看同一部片子，一直看到把每一句台词都能背下来为止。有时，也到老山去看摩托车比赛训练，到南苑去看飞机起飞时有多大。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废弃工程的工地，那是苏联人撕毁合同以后废弃的，地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荒草丛中有许多打好的地基和建了半截的厂房，还有一座五十米高的大烟囱。二哥和几个大孩子顺着烟囱外面的铁梯子一直爬到了烟囱顶上。那上面风很大，一不小心就能把人吹下来。我觉得这事太危险，必须向有关领导报告，于是就对父母亲说了。父亲把二哥狠狠揍了一顿。第二天，二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叛徒，以后再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1965年，姐姐初中毕业了。姐姐初中这三年真给父亲争了脸，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目标，她连续三年获得了北京市优秀中学生金质奖章。这个金质奖章可不是好拿的，有的学校几年也未必能拿到一个。不但如此，她还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初中组的亚军，她的作文《接班》被选进了《北京市中学生优秀论文选》，这部论文选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那天是大哥把那本论文选带回来的，他手里举着书，一进门就喊：“爹！妈！你们看，姐姐的论文出版了！”
他一喊，一家人立刻围上来抢那本书，都想先拿到自己手里看看。那时我上四年级，完全能看懂这篇论文，到现在还记得论文的大意，那是根据毛主席的一篇讲话展开论述的，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姐姐列举了无数的理由说明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错了算盘，中国不但第三代第四代不会变，而且会一代接一代地把红旗传下去，使老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吃过晚饭，父亲让我们弟兄三个一人读一遍给他听，一家人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听我们朗读。听完，父亲对我们说：“你们可要给毛主席争气呀！毛主席给穷苦人打下的江山可不能败在你们手里呀！”
我们一个个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
姐姐毕业时，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姐姐不想再念了，她想参加工作，帮助父亲减轻一点负担。父亲不同意，姐姐便私自做主，毕业时既没有报高中，也没有报考中专，班主任老师急了，找到家里来给父亲做工作，父亲这才知道实情，对姐姐发了脾气。在班主任老师和父亲的反复劝说之下，姐姐报考了北京航空学校，而且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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